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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洋而化,惠及学子

1999-03-17 来源:中华读书报 资中筠 我有话说

潘绍中教授以他新近出版的《美国文化与文学选集(1607-1914)》(商务印书馆1998年11月初版)相赠。初看题目,似乎无甚奇特。这是一本英文读本,把语文与美国文化发展史的教学结合起来,读者对象看来是以外国语文专业的高年级大学生为主,同时也包括相当文化程度,有一定英文修养并对系统地了解美国文化有兴趣的一般人士。本人近年来对这个领域也有探索的兴趣,常常苦于原始文献难求,有此一册在手,随时参阅方便多了。及至捧读之下,大大超过预期。这决非一般文选,而是编者自己对美国文化发展史长期研究的心得,贯穿于大量精选的文献之中。这里面包含的学问、识见和功力不亚于专著。

美国自己出版的关于美国文化史、思想史的文献选编和名家选集不少。如果图省事,可以拿几个版本作基础,从中挑选,重新组合,自可蔚然成书,作为读本未尝不可用。但是编者宁愿另起炉灶,根据自己建立的系统选编。主要原因是本书是专为中国读者编的,在选材时处处考虑中国读者的需要,力求提供较为完备的内容和代表作品,帮助中国人更好地掌握美国文化的发展规律和特点。本着这一宗旨,看得出选材本身就已煞费苦心,决不同于时下许多一知半解、以偏概全,或以个人好恶强加于读者的那种对外国著作的译介。另外一个原因显然是编者作为“他者”,而且是浸润于中国文化的学者,对美国文化和文学有自己独特的视角,自不可能满足于美国人的取舍标准。

窃以为,本书最见功力处表现在两方面:一是每一部分开头的引言,二是每一篇后的注释。四篇“引言”都以中文撰写,篇幅不长,约三、五千字不等。但是言简意赅,说出了每一个时期的本质的东西。特别是文字流畅明白如话,深入浅出,引人入胜,一改学术性论文必然冗长、晦涩的文风。当然与那些故作高深,以读者不懂为荣的文章更不可同日语。相反,作者心目中处处为中国学生着想,因此经常重点阐述中国人可能不易理解之处,并顺便提到中国的历史背景,以为反衬。这种引言于平淡中见真工夫。为了在这三、五千字中比较准确地概括每一部分所涵盖的内容,作者要精读、消化、从中高度提炼的文字至少以百万计,而且要浓缩成这样的短文,恐怕得修改不知多少遍。这是非过来人不能体会个中甘苦的。

本书共选64篇文章,每一篇后都有若干词条的注释。这是极不简单的工作。普通辞典上查得着的,自无需注释。属于英语或“西学”中常识性的典故,也无需加注,加了,反而显得作者自己少见多怪,或低估读者的水平。

这本选集是给已经有相当英文程度的人读的,但是读者又是中国人,洋人家喻户晓的俗语,对中国人就可能是“学问”。从本书的注释词条来看,确是不缺不滥,为读者设身处地想的。本人不揣愚陋,姑以自己为平均水准,书中大多数的注对我都有启发,不论原来是否知道,多少使知识更全面,更准确,因而决非蛇足。作为读者,如果不要应付考试的话,不求甚解,或大致揣摩意会,可以过得去;而作注者则不能那么潇洒。对点滴疑问,必须追根溯源,旁征博引,百分之百准确,否则谬种流传,误人子弟。因而是极细致艰难的工作,需要高度的责任感和相当的渊博。本书的注释基本上合乎这一标准,令人信服。

注释大体上分两类,一是纯文字的,对词语意义的解释和不寻常的语法的说明;一是对典故、出处的考证索引。书中所选文章跨度300年,17世纪的文字在今天看来就相当于中文的半文言,许多字当时的习惯用法与今天大相径庭,有些特殊的转义是从英国继承来的。而到近代,又出现许多美国特有的俚语,这种流行的俚语几乎每十年就变化一批,所以20世纪初流行的民间常用词对今天的美国青年就已陌生,遑论外国人!书中对这类词都给予清晰的解释。至于典故,涉及的文献、知识,就更广了。除大量的《圣经》和希腊神话故事外,涉及西方历史、政治、文学以及与所选文章特定的背景有关的事件等等,编者一一探微钩沉,用最简洁的语言说明文章的喻义。有些词语泛泛读来也能懂,经注解后方知原来只知其一,不知其二,其中还有一段典故,有深意在焉。有些原文作者的笔误,或用典不准确、年代错误等,注释也予以说明更正,使读者不致盲从。从这种严谨、认真,惟恐读者存惑的用心来看,当是编者多年传道、授业、解惑修炼成的已成为本能的习惯,得师如此,确是学生之福。

自上世纪中叶西学东渐以来,我国一代一代的知识精英以普罗米修斯取火的精神向西方寻求进步、解放之道。个中道路之曲折艰辛,争议之激烈,乃至抛头颅、洒热血,难以尽述。潘教授与我这一代人的师长辈或师祖辈的前代学人,以源远流长的国学传承,经过各自的消化选择,撷取西学之精华,筚路篮缕,为创建中国的新文化立下不朽的功勋。可惜民族多难,往往“武化”赶走“文化”,大厦未成,基石又被毁得千疮百孔,更重要的是断了传承。自20年前国门再次打开以来,可以说又一次西学东渐,而且浪潮汹涌,泥沙俱下。毋庸讳言,在“西方”影响中,美国居其首。美国得以发展到今天的繁荣富强,必然有其优秀的精神文化,而今天泛滥于全世界的美国文化,或被当作是美国文化的,却又不见得是其精华部分。时至今日,文化的交流和相互渗透是不可避免、不可抗拒的,要在知所选择,善于消化、吞吐。图虚名、赶时髦,追新、追星而又粗制滥造的翻译出版物往往起误导作用。这本《选集》跨越的年代———1607-1914———正是美国文化生成、演变以至成熟的阶段,奠定了20世纪得以突飞猛进的基础。所选作品或演讲、或政论、或散文、或诗歌,都是代表时代思想精神的风貌,从中体现出继承和演变。西方文化都是在争论中发展的,从来不可能“定于一尊”,《选集》基本上注意到对争论双方的作品兼容并收,对一个时期不同流派的文学作品也能兼顾,这就有了客观性。例如关于美国宪法,选了在制定过程中多篇有代表性的阐述宪法精神的名篇,同时也选入了20世纪初激进派史学家查尔斯·比尔德揭示宪法为有产者经济利益服务的著名论述。文学当然是文化的一部分,但是,外国思想史、文化史与外国文学一向属于不同专业,关注的角度也有所不同。这本《选集》把两方面合在一起,意在更全面地反映一个时期的文化,是知难而上。当然这样一来,有时在两方面畸轻畸重,难以求全。作为选本,自然在取舍上见仁见智,任何人都可以根据自己所熟悉的部分发现不尽人意处。例如,若由我来吹毛求疵,则感到最后一部分不够平衡,所选内容几乎全部都是改良主义、进步主义的批判文字,而没有19世纪末实际处于主流地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著述。诚然,美国形诸文字,特别是表现在文学中的大多是对社会现状的批判,唯其不处于主流才需要大声疾呼,也正因为如此,才往往容易引起外人对美国思潮重心的误解。19世纪最后20年中,社会经济学界倡导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名著不少,那时分科不像现在这么细,所以属于经济、社会学的著作也以阐述思想为主,而且也是可读性很强的文章,若略选一二,可使读者对当时的思想有更全面的了解。又如书中介绍了著名的“贫儿发迹”文学作家霍雷肖·阿尔杰,这是很有眼力的,他正是从通俗文学角度来宣传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的代表。但是为什么只选两段他人介绍他的序,而不节选一篇本人写的故事呢?

《选集》所有文章都是英文,真正保持了“原汁原味”,这样,读者面自然受到限制。不过现在国人学英语的越来越普遍,除英语专业的学生外,有志于提高英语而同时又增加知识的,如以此书为读本,可收事半功倍之效。从文字的角度讲,这里选的文章绝大部分都是“好英文”,今天的美国人肯在文字上这样下工夫,写这样漂亮的文章的也日益稀少。包括中国学生在内的非英语国学生在“托福”制度诱导之下,恐怕已难以品味真正的“好英文”为何物。时下到处可见教“美国英文”的广告,姑且不论这种提法的不合逻辑,那些贴广告者见识过美国人写的好文章么?———不论叫它英语还是“美国英语”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这一选本也许可以当作《古(今)文观止》来读。

这是一项规模宏大而又繁琐细致,吃力而不见得讨好的工作,引不起“轰动效应”是肯定的。也许有人认为一本选集何至于如此评价。且看时下多的是食洋不化的译介,或动辄封某个尚未有定评的洋人为“顶尖级思想家”,或对含义尚未弄清的各种“主义”时而贬入地下,时而捧到天上,那么,不论此书内容还有多少可改进的余地,确是食洋而化,撷英吐华的产品,对于真正愿意了解美国文化的读者,至少可作为正本清源,奠基的读物而不致被误导。我更愿为之鼓与呼的是贯穿于其中的不惜时力,孜孜以求的精神。在方今飞扬浮躁,功利心切的学风中实属难得。潘教授已年逾花甲,这一代知识分子浪费了最宝贵的年华,特别是专业沾上“洋”字的,能被允许从事创造性劳动的时日其实是很短的,若还能出一些成果,靠的是青少年时的文化底子和已经成为习惯的一股“傻劲”。但愿幸逢开放年代,聪明颖悟,风华正茂,来日方长的学人中能多一些这种“傻劲”,则中国新文化庶几有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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